江南官方体育app刘醒龙“青铜重器”之二《听漏》出版:青铜与文学是它们在历史中安身立命的根本
发布时间:2024-07-23 13:35:55 来源:江南APP体育官方入口 作者:江南网页入口官方正版继《蟠虺》后,作家刘醒龙又一部以考古和青铜器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听漏》近期推出。20世纪60年代出土的青铜重器九鼎七簋,因为缺失一簋而成为考古界的热门课题。围绕这一课题,某省楚学研究院专家学者、民间考古爱好者、听漏工、盗墓贼等各路人马纷纷登场,各显身手,试图揭开这一千古之谜。随着故事深入,历史与当下、世情与人心的真实而复杂的面相一一呈现。
九鼎七簋,缺失的一簋是历史留下的破绽,也是历史为小说家打开的一扇窗户。正是这缺失的一只簋,给刘醒龙留下了创作空间,于他而言,“这种与生俱来的悬念,是真正的神来之笔,也是生活对文学的极大恩泽。”
20年前,作家刘醒龙初见曾侯乙尊盘,怦然心动,忽然得到以它为素材可以写成一部长篇小说的暗示。10年前,他依照暗示写出的《蟠虺》开启了“青铜重器”系列长篇的写作,该书出版后不久,他受邀在枣阳一处考古发掘现场看到一只青铜鼎出土的过程,“第一次亲眼看见残留在楚鼎上的三千年前的人间烟火,头一回感觉到威严的青铜重器也可以无比亲和”,而这也为近日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青铜重器”系列第二部《听漏》,埋下了伏笔。
其实,早在《蟠虺》刚出版时,就有人建议刘醒龙再写一部“青铜重器之二”。这话在他心中搁了两年,直到一次与孩子们聊起他之前在车载电台节目中听到的听漏工——在上海市自来水公司有十几位听漏工,每到夜深人静之际,就会手拿一根铁棒,趴在老旧的地面上,聆听地底下自来水管可能出现的漏水声,他意识到,“青铜重器之二”可以写了。他打开电脑新建了一个文档,敲出“听漏”二字。2023年秋天,刘醒龙在位于武汉南郊的房子里独自待了整整四个月,一边写《听漏》,一边打理自家的菜地与花木,直到年末的最后一天,约40万字的初稿大体完成。
1966年,第一套完整的九只列鼎在湖北京山出土,但天子九鼎应配八簋,却只出土七簋。如何破解“九鼎七簋”中隐含的先秦文化奥秘,就此成了一桩历史使命,某省楚学研究院专家学者、民间考古爱好者、听漏工、盗墓贼等各路人马纷纷登场,各显身手,试图揭开这一千古之谜。小说《听漏》由此展开,以半个世纪以来考古人的生活与命运为经,以青铜器九鼎七簋承载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为纬,将个人命运、城乡变迁与文化传承、历史演变结合起来,通过对考古人精神世界的揭示追问了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和担当,更通过对礼器制度的追溯探讨了历史变迁中的人心与伦理。
从《蟠虺》到《听漏》共约70万字的两部长篇小说,刘醒龙对“青铜重器”有了较深的体察,“以考古形式发现的东西,如果没有进一步完善人的精神生活,就与挖出来的破铜烂铁没有太大区别。”而这句话,他说对以文学名义进行的写作具有同等意义,“与青铜重器不只是青铜重器本身一样,小说写到后来,不再是围绕文字打转,也不是用文字与为了吃喝拉撒的事物作半推半就的交换,一定是笔下的文字与自己感知的肉体灵魂产生美妙交融——唯有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才可以称之为。”
刘醒龙对此进一步阐释道,人们熟悉与不熟悉的青铜重器,面孔看上去无一不是冷冰冰的,实际上,才是它们在历史中安身立命的根本,“无论是写作者还是别的什么人,能够感受到藏在它们身后的是一种幸运。生活之于文学也是如此,可以说需要扛起一座大山,也可以说能够怀抱一片大海,还可以说一个人的纵然达不到面向整个人类,至少也是一个族群一个社会的理性与感性的共振。贮存在我们的骨子里,唯有真实可感地承担和行动,的能量才有可能爆发。”
《听漏》的节选篇目曾在《人民文学》刊发,在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处、《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看来,考古挖掘、文物鉴定是文明溯源与历史研究的基本抓手,展现了参与文明进程的力量的现代形态,重器的存在检验着人性的文化质量,《听漏》是这一类题材中不可多得的长篇小说力作。听漏工这个极少出场又绝技在身的人物的设置,新颖别致,在探听与表达上有着巨大反差,甚而构成了作品结构的张力,在一个弹性空间里,历史和现实往来穿梭。
显然,刘醒龙善于在小说中追溯历史,中国作协阎晶明认为,《听漏》有一套独特的处理历史、书写历史的方法,既勾连远古历史的褶皱,又深入现实人心最隐秘处,且弥散着强烈的楚文化特色。《听漏》更是回答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是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与今天的现实有何关联”。
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贺绍俊将刘醒龙在“青铜重器”系列长篇开启的写作风格概括为“青铜风格”,出土文物携带历史文化密码,考古是要破解这些文化密码,刘醒龙把小说当成考古。在这个过程中,小说既有飘逸的一面,也有厚重的一面;既有深沉的历史感,也有敏锐的现实感。
事实上,如中国社科院文研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白烨所说,刘醒龙一直在不断突破自己,《听漏》这部小说是现代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当古代的文化、传统、文明作为重要的写作资源,如何在小说中呈现,见证了作家的功力。《听漏》在小说里写考古,也让社会热点在小说里有了恰当的表现。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梁鸿鹰则给出了一个判断:《听漏》是2024年上半年最重要的作品,它在历史文化深度、文学表达和趣味的结合上,体现了作家非凡的创造力;新时代文化知识分子如何定位,如何传承文化,小说也给出了自己的思考。《听漏》,某种意义上既是听考古之漏,也是听生活之漏,小说对生活的观察有深度、有广度,极具烟火气,举重若轻。
武汉大学教授、湖北省文联、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李遇春则关注刘醒龙系列“考古小说”的叙事形态,以他所见,从《蟠虺》到《听漏》,都将知识性叙事、文化性叙事与抒情性叙事相融合,打造了一种集“知识考古学”“文化考古学”“抒情考古学”于一体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叙事新形态。
而以《文艺报》副总编辑岳雯的观察,《听漏》着眼于文物,文物埋藏于地下,不开口说话;作为小说主体的考古知识分子,也缺少具体的行动,如何在这两个“没有行动”的难度上展开叙述,成为了这种“考古小说”叙事如何展开的具体问题。而《听漏》的解决办法,在于一是制造悬念,二是提供了神秘的意象,给小说赋魅。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庆祥则抓取到《听漏》这部小说的两个关键词——“重与轻”。一方面,青铜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载体,代表了礼仪、制度、文化甚至是道义之重。另一方面,听漏却很轻、很静,要非常细腻,才能听到历史深处传来的回音,这也体现了小说的叙事之轻。
九鼎七簋,缺失的一簋是历史留下的破绽,也是历史为小说家打开的一扇窗户。正是这缺失的一只簋,给刘醒龙留下了创作空间,于他而言,“这种与生俱来的悬念,是真正的神来之笔,也是生活对文学的极大恩泽。”
在嗓子眼附近折腾多时的这两句话,将马跃之憋得满脸通红,最终还是没有突破口舌防线,继续留置在自己心里。
上午的会照例无聊透顶,六楼会议室的门牌依旧写着“楚馆秦楼”。满满一屋人没有一个不是无精打采,在讲话位置上发声的董文贝也不例外,他说“这个文件很长,有整整二十页”时,抬了一下头。董文贝念完类似考古报告导语部分的文件开头,临时插进自己的一段话,表明这是郑雄郑会长在他们那种层级的培训活动中传达的内部参考文稿,特地从北京捎回来让大家提前学习,虽然各位开会学习从来不做笔记,但还是要强调——不要记录,也不要外传。说完这些,董文贝又抬了一下头,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里,再也没有抬眼看一看别处。读出文件的最后一个字,董文贝补上一句“我读完了”,这才第三次抬头,用一种陌生的眼光打量眼前的每一个人。董文贝补的这句“我读完了”,极像平时亲自读文件的郑雄。郑雄这么做、这么说时,会少用一个字,直截了当地说“读完了”。董文贝说“我读完了”和郑雄说“读完了”都相当于别人说“散会”。
楚学院有种传统,称呼本单位的负责人一般都不带官衔,只是很简单地依据年龄称为老谁和小谁。董文贝因为代理的时间有点长,大家有替他打抱不平的意思,突然之间整个楚学院全都改口叫董。恰逢上级巡视组进驻,那些人也跟着这么叫。据说,在巡视组的楚学院需要整改的项目初稿中,原本有尽早配齐领导班子一说。最终没有形成相应文字,是有人指出,楚学院一职如何确定,不是楚学院自己能够整改的,硬要这么说那就是僭越了。楚学院的配置有院长一职,早年间由泰斗级的周老先生出任院长,周老先生去世后,由曾本之接任,曾本之年事渐高,年年放话要辞职。在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楚学院和青铜重器学会,先前的周老先生和曾先生是集院长和会长于一身,没什么问题。在楚学院和青铜重器学会,继周老先生和曾先生之后,马先生马跃之的学术地位无人能及,偏偏马跃之不知怎么弄的,多年不碰青铜重器,甚至在任何场合里说话,都不带青铜二字,活生生让“老省长”钻了空子,将郑雄推上正厅级青铜重器学会会长的宝座。郑雄当上青铜重器学会会长后,还想仿效周老先生和曾先生,将院长之职也弄到手。如此一来,时任楚学院的郑雄,就将这栋楼内的主要职务一肩挑。郑雄想从事实上超越周老先生和曾先生的私念没有如愿,还将一职弄丢了。于是问题就来了:假如由楚学界所公认的位居曾本之一人之下的马跃之当院长,则在学术地位上贬为郑雄之下,行政上降成郑雄的下级,这种荒唐的人事安排,在别的单位就曾出现过,后果是好好一处清水衙门,立即变得狼奔豕突、鸡飞狗跳。好在这一回不知是谁突然清醒了些,没有让这种情形再发生,也就形成了楚学院只有没有院长的局面。至于董文贝代为何代了这么长时间,背后的原因可能也在于此。
董文贝专心读文件极少抬头扫视的习惯,马跃之也发现了。换个角度去看,这也是董文贝代理太久内心委屈的表露,或许他也不愿意别人将自己当成郑雄的代言人什么的。
之前会上略显不堪的模样好像全是内急造成的,走出卫生间的众人一个个恢复了常态,表情不再死板,走起路来,步伐散漫而轻盈。
说话的是以往号称专门研究楚史的吴秋水。楚史研究与田野考古不太一样,前者很容易被不懂行的人形容成自说自话,后者因为有充满底气的器物摆在面前,容易受到显而易见的崇拜。也是由于此种情形,越是被当成自说自话,说话的人越喜欢逞口舌之快。田野考古则相反,只要将挖出来的石器、玉器、漆器和青铜器往那里一摆,就拥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天然优势。
“这效率已经很不错了。你们信不信,如果今天将董改为邓,明天一早就能将‘楚馆秦楼’改成‘六七’!”
“连这个都不晓得?从二〇〇三年起,每年高考固定在六月的七、八、九这三天。连起来念就是六七,顺风顺水、顺心顺意、一顺百顺、大吉大利!”
“这么说,二楼最顺的门牌号只能是二三四五,这里面哪个号吉利?说你二你能高兴吗?暗指小三你开心吗?‘死’和‘吾’就更不用说了,这么换来,还不如不换,至少‘楚囚对泣’还有点忠烈古风。”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说过的话,楚学院的人全都明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楚学院办公楼启用时,一是要显示与同在这一带的文联、报社、社科院和出版社的办公楼有所不同,二是被那个时期社会整体的浪漫气质感染,经过投票,大家一致同意,办公室一律不编号码,而用带楚字的成语制成门牌挂在各自门上。那一阵,楚学院各个办公室不同凡响的门牌引发一系列新闻。最有意味的一条新闻说:“楚学院在工作中独辟蹊径,用门牌号这种常见的方式宣传楚文化,用带楚字的成语数量横扫春秋五霸中的其余四霸、战国七雄中另外六雄,可谓举重若轻。”新闻还列举相关统计数据,在传统文化的古典文本中,源于楚地而且直接带上楚字的成语典故之多,位于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首。曾经有一段时间,外面来的人很好奇,问这样编门牌号是谁的主意。用不着谁教谁,大家不约而同地回应说,不存在谁先提议、谁后提议,是当年在这楼内办公的人一起想出来的。这两年一些人不再有当年的忌讳了。郑雄当上正厅级青铜重器学会会长后不久,也是在六楼会议室开会,也不知怎的忽然提及“楚馆秦楼”的来历,似乎有感而发,说了一句,论奇思妙想,我们这些人都不如郝嘉。自此以后,楼上楼下谁都敢实话实说,只要有人问起,就会直截了当地回答一句,还有谁,郝嘉呗。遇到不清楚郝嘉是谁的人,还会迅速补充说,就是咱们这里的后起之秀郝文章的父亲,当年从六楼“楚璧隋珍”窗口跳下去的那位。
原标题:《刘醒龙“青铜重器”之二《听漏》出版:青铜与文学,是它们在历史中安身立命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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